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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如果说上文罗列的宪法学研究体现了一种共同方向的话，这在美国语境内就是重新定义美国宪法经典(constitutional canon)。

尽管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相对来说是清晰的，即以恶意串通为判断标准，但对于不存在恶意串通时承担的相应责任是按份责任还是补充责任，实践中还存在不同认识。杨小君：《国家赔偿》，载应松年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857页。

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实际上过错要素在司法解释中已经存在。在这里，损害从肯定会发生到有可能发生，确信（可预见性的高低）依次下降，过错形态也发生变化。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细讨论国家赔偿的责任形态，但从对过错行为的评价应与过错程度相一致的理念出发，我们至少能够把握一个大概的适用框架：在构成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情况下，承担连带责任。和新西兰的人身损害事故补偿制度完全丧失侵权责任的矫正正义一样，统一国家责任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种法律责任，而是基于分配正义的补偿给付。对此法院认为，原告具有向侵权人主张民事赔偿的权利，但是否提起民事诉讼需基于原告自身的考量及选择，该选择并非其向行政机关主张国家赔偿的充分条件。

有学者也指出违法性要件实际上是违法过错一体化，参见陈国栋：《论行政赔偿诉讼中的违法》，《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8期。[13] 参见《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6期。从这个角度来说，隐私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1)私密空间。

注释： ①《浙江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第2条第2款将数字经济界定为本条例所称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新经济形态。进入专题： 数字时代 隐私权 。(36)将住宅不受侵犯和通信秘密置于同一个条款，在当时是借鉴波兰等国家宪法的规定，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293页。③Samuel D.Warren Louis D.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4(5) Harvard Law Review 193(1890). ④参见[英]雷蒙德·瓦克斯：《隐私》，谭宇生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41-42页。

从私密性角度来说，个人和家庭的私密性是宪法上必须重点加以保护的，(47)家庭内部的群聊同样应纳入通信秘密的保护范畴之中。(39)关于八二宪法的宪法变迁，参见李忠夏：《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29-260页。

(2)构建辐射法律体系的隐私价值。人权条款+人格尊严可以共同构成宪法隐私权的规范来源。限制的目的则是要限制互联网中肆无忌惮的谩骂和无所不用其极的隐私揭露，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言论的系统性压制。在数字社会，沟通发生了重大改变，私人领域公共化的现象更加严重。

关于个人信息的场景化规制，参见丁晓东：《个人信息保护：原理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82-87页。与住宅不受侵犯条款相同，通信条款同样需要进行解释上的重构。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而不能仅仅停留于私密信息层面。(28)由字面理解所产生的争论，恰在于人们对于现实所出现问题的不同诊断方案，这就需要离开字面，转向隐私的社会功能，从而化解其中的争论。

八二宪法的修宪者们，对即将到来的科技发展和互联网革命同样毫无概念。但数字时代，个人对于隐私的侵害，甚至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在数字时代，住宅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各种形式的物理侵入，还包括各种数字方面的侵入，如监听、监控、网络侵入等。当前《民法典》所设定是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的二分架构。

在我国宪法中，隐私虽未被明文加以规定，但却散见于不同的宪法条款当中。①信息、数据、互联网构成了数字时代的三驾马车。个人信息一旦在网络上发酵，就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并持续给个人带来困扰。根据1982年修宪时的讨论，通信不包含电话，而只包括书信、电报等以纸张为媒介的通信。显然，1949年德国《基本法》的制定者们也无法预见这一点。传统隐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不受打扰。

(2)通信的保护范围需要一定程度的扩展，并厘清通信秘密的内涵。这在教义学上具有双重意涵：(1)通信的保护范围得到扩展，随着沟通技术的突飞猛进，所有属于沟通领域的信息交换都应该纳入通信的范畴，如短信、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的聊天等。

涉及私密的信息属于隐私权，非私密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权，使个人信息保护具有了独立价值。上述宪法条款在1982年修宪时有其自身的考虑，甚至可以追溯至更早的1954年宪法第90条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②数字时代，隐私权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但这一问题却远未得到妥善解决。结合宪法文本与隐私的社会功能，形成了一个隐私保护的层级结构。

在欧盟的实践中，通信与作为个人信息的元数据有所区分，通话记录等属于元数据，不属于通信内容本身，但却是个人信息(数据)的保护范畴。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33)这二者当中都包含了自主性。以小轿车为例，对小轿车的检查应该以交通安全为必要性，符合法律的授权方可允许。

(三)兜底条款：一般隐私权的规范架构 在住宅和通信之外，还应该存在一个更为一般化的隐私的概念，作为一个兜底性的条款，从而能够涵盖除住宅和通信之外的所有隐私利益。私主体则不同，其影响范围具有局限性，比如某一网络平台对于用户的禁言，用户可以选择其他网络平台，相较而言，公民仍存在一定的自主选择权。

对隐私进行保护，是为了使个人信息在数字时代得以更好地流通。信息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的保护价值：一种是个人信息的独立保护价值。

这一范围有赖于立法的形成，并根据社会情势的变化，由法院在判例中通过解释不断予以补充。住宅和通信之外，还包括私人事务的自我决定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25)波斯纳将之总结为秘密隐遁自主三部分内容。三、宪法隐私权的规范体系 在解释学层面上，宪法隐私权的体系建构，关键在于：(1)如何通过解释学，将私密空间与住宅条款结合到一起，从而突破传统住宅的语义理解。中国的实践则相反，《民法典》将隐私概念限缩，在隐私之外另行创设个人信息权。(13)隐私保护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助于消除网络暴力、增进言论自由。

因而，应该回归通信的本质，从沟通层面对之进行规范界定。由此可见，对于隐私的保护，端赖于某项事务与个人心理的相关程度。

人类之所以会产生社会系统，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在心理层面上的高度不可沟通性。在当时，商品经济尚未展开，租房等形式并不多见，人们对于住宅的理解也并未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但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只能是在自我决定权基础上的一种延伸，而不能成为其本质属性。(15)就此而言，宪法层面对于隐私的规范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